摘要：由于我所在的是千夫所指、人所不齿的矿业公司，又涉及敏感的重金属排放，它的环保状态到底怎样，企业是不是真的为了经济利益恣意排污，我的这段“卧底”经历或许能给从事或关注环保公益的朋友提供参考。

毕业近三年时间，我一直在云南一家大型有色金属矿业公司做环境管理工作。大学期间的环保志愿者经历，以及对环保公益事业的持续关注，让我能够跳出工作本身，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一段工作经历。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个老国企，作为行业领头羊之一，还算颇有名气。公司拥有代表行业先进水平的冶炼厂和矿山，也有60多年历史的老基地，新与旧的存在让它在环保方面的表现极为矛盾，一方面极力宣传自己生产和环保工艺先进，一方面又不断陷入老厂污染的泥潭不能自拔。目前公司处于快速扩张期，全国有多个在建的冶炼和矿山项目。

三年的时间里，我在老厂做过冶炼工人，在号称行业标杆的新厂操作过尾气脱硫，参与过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从工人到环保技术员，再到掌控大型冶炼厂的环保主管，我经历过每天检查卫生的无奈，也因为提出了一个回用水方案每天减少至少500 m³废水的外排，看到了环境表现逐步改进的过程，也看到了面临的困境，成就感与无力感同在。

由于我所在的是千夫所指、人所不齿的矿业公司，又涉及敏感的重金属排放，它的环保状态到底怎样，企业是不是真的为了经济利益恣意排污，我的这段“卧底”经历或许能给从事或关注环保公益的朋友提供参考。

角色转变的尴尬

刚开始，我被分配到了公司的老基地，这里是公司主要的矿山所在地，同时有一个古董级冶炼厂。刚开始进厂实习，考虑到国企讲求出身“根正苗红”的规则，我主动申请到了老冶炼厂条件最为艰苦的冶金炉上，成为了一个铅冶炼工人，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跟着工人师傅们一起流过不少汗，也吸了不少铅尘。半年多后由于表现优异，告别了工人身份，成为该分厂的环保技术员。

老厂的历史有近50多年了，生产工艺十分落后，称得上环保设施的也仅仅是几个布袋除尘器和一个简单的污水处理站而已，且经过几十年的污染积累，周边的环境状况相当恶劣。但这里的很多工人还仅把环保理解为打扫卫生，因为每逢环保局来检查，厂区上上下下都要被动员打扫卫生,于是时间长了大家也就把“环保”等同于“环卫”了。等到环保问题逐渐成为影响老厂存留的关键时，这一观念才得到改变。

插图：希丹

一次环保局来检查，厂里的几台炉子都熄火停炉，我的工作是在厂里到处检查，以防有哪个烟囱冒出黑烟让环保局抓了现行。看着冷清下来的烟囱，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一下子变了：假如是一个旁观者，最希望是什么问题都被检查暴露出来，而我现在代表的是厂里的利益，任何问题都要被捂起来，至少在今天的这次检查中不能暴露。

从迈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不是那个做自然讲解、对污染和破坏嫉恶如仇的志愿者了，已经成为了污染的制造者。每天看着污染产生，却没办法制止，甚至还要去掩盖，这是我想要的吗？

幸而很快逃离了老厂，到靠近市区的分公司学习尾气脱硫技术。这个冶炼厂于2005年投产，建厂时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环保设计理念，引进的技术极大减少了冶炼过程的环境影响，环境投入也是不遗余力，跟老厂相比实现了质的提升，老总甚至夸耀道：“不是在工厂中建花园，而是在花园中建工厂”。

作为脱硫主控手的我这时才真正接触了现代环保设施，高浓度SO₂冶炼烟气经过我的操作达标后排放，还有点小成就。有一段时间我曾有这样怪异的想法，这份每天减排几十吨二氧化硫的工作，和某些不落地的NGO的夸夸其谈，究竟谁更有意义？这个问题最后无疾而终，或许本身就没有意义。

而后，我参加了一个新冶炼厂的建设，负责其中的环保行政程序和环保设施的工艺论证、招标。这个冶炼厂配备了豪华的环保治理体系，水、气、声、渣治理工艺均为国内先进，40多亿的建设投资有超过10亿花在了环保上（此金额是我从多份合同中统计出来的），同行业内的工厂短期内应该不会有超过这样的配备水平。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个极难得的学习和展示机会，在此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系统优化和工艺创新，也得到了高管的支持和认同。但是，虽然对环保如此重视，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工厂在政策、技术上仍然存在一些先天缺陷。因此我的工作依然离不开做假与掩饰，和各级环保局打太极拳也成了工作的重心。随着工程建设的推进，压力越来越大，心中的矛盾挣扎也越来越强烈。

环保人的职业道德问题或许还没有被广泛讨论，但我理解的环保职业道德无论怎么阐述都不能背离追求蓝天碧水的目标。但现实却那么无奈，虽然有投入、有改善，却仍要将应付作为工作的主题，仍然要背负污染者的骂名。这种不安逐渐演变为形影不离的罪恶感。夹在良心与现实中间的尴尬角色让我最终选择了离开。

企业防治污染的动力

在各种描述里，工厂都是万恶的污染排放源，他们有污水处理厂却不运行，有尾气治理系统黑烟还是直排，和地方政府串通一气、蛇鼠一窝。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插图：希丹

实事求是的讲，我所在公司的确是能够自觉自愿地做污染防治的，公司纲领里的“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并不是一句空话，甚至一度提出了“环保是命”的口号。我曾学习脱硫技术的冶炼厂，目前为止无论在清洁生产水平还是三废治理水平上，代表的是国内同行业的最高水平，三废治理设施虽然成本高昂，但仍然每天开足马力运行，例如我曾操作的尾气脱硫系统虽然经成本核算每天要亏损一万多，但仍然没有停工的时候。公司内控环保管理严格，车间、分厂所接受的最严重的指标考核便是环保处罚，虽然厂长、车间主任们怨声载道，但也只能接受。目前在建的两个冶炼厂在该厂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升，环保投入均在20%以上。

之所以能如此重视环保，我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公司本身是国企，同时是上市公司，这两种身份让公司更注重外在形象。近几年公司发展很快，有冲顶行业龙头的雄心，不仅是产量、经济效益上的龙头，环保龙头也是企业高层追求的目标。其次，公司拥有自己的矿山，原料自给率高。在冶金这个行业，谁有原料谁就能挣钱，因此公司近些年效益一直不错，有足够的资金来做环保。还有，公司因为有60年历史的老基地，几十年时间积累的环境问题使之成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的眼中钉，环保局的经常光顾让公司吃不消，周围老百姓也常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也就是“维稳”压力很大。因此公司不得不努力提升现有环保水平，并在新建项目中加大环保投入。

以我以点带面的感受，企业在有足够的外部监督压力，以及资金、技术允许的情况下，是有动力去做污染治理的，但现实中爆出的各种污水、废气直排问题，让我对我的这一论断产生了怀疑。

当然，意愿和效果往往不成正比，技术瓶颈是治理效果的最大制约因素。

公司环保管理部门的工作

公司设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环保管理体系，从总部到各分子公司再到各分厂都有相应的环保管理部门。各分子公司还设有专门的环境监测站，人员、仪器配备不差于当地政府的环境监测站。随着外部环保压力的日渐增大和高管环保意识的逐步提升，环保管理部门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从以前的打酱油角色一跃成为关键部门。

虽然地位提高了，但工作却一如既往地难。从外部关系来说，公司的环保部门需要和地方环保局接口，也要倾听周边居民的环保诉求；从内部关系来说，环保部门是连接高管和生产厂、车间环保管理的桥梁。

政府的要求总不是那么容易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又不好应付，而自己老总的内控环保要求甚至比环保局还严格，把任务压给生产厂和车间吧，他们又是一肚子的怨言，往往拿一句“生产完不成怎么办”顶回来，可要是真处罚起来又有些于心不忍，毕竟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把环保部门形容为足尖上的舞者一点不为过，因为各方面的利益都要平衡，而环保和生产、效益的永恒矛盾使环保部门永远没有成就可言。

插图：希丹

老总说工作不好干那是你们自身素质的问题，要加强学习：光懂得三废治理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政策、法律法规必不可少；冶炼工艺也是必须的，冶金行业各系统关联度极高的特点决定了环保不能脱离生产而单独存在；文字功底得好，和政府的“踢皮球”得巧妙地掌握分寸；要会讲课，工人师傅们需要培训来提高环保意识；不能恐高，不然尾气没法采样监测；需要一个好酒量，这个你懂的；还需要管住自己的嘴，知道的太多不是好事。

总之，环境管理就是那么一个对上、对外、对他人和自己都不讨好的工作。

社区关系

在老厂工作期间，那里曾发生过多次附近村民和工厂的冲突事件，起因是污染纠纷。厂里环保部门专门有一个岗位叫“农赔”，工作是协调污染后对周边居民的补偿。如果哪一家的牛死了，农户会找上门来要一笔赔偿，公司每年也会有一笔几百万的预算定期划拨给当地居民作为污染赔偿。但这笔补偿款常被地方政府层层扣留，到老百姓手里往往所剩无几。

当老百姓拿不到钱，找政府无处说理时，就只能找企业，正常的沟通渠道受阻，只能选择堵大门这样的极端方式。有平和的静坐请愿，也有石头、锄头加身的暴力，作为事件目击者，至今仍心有余悸。

虽然有很多村民在厂里打短工补贴家用，公司也解决了他们的饮用水、子女上学等问题，但污染的存在使他们对工厂仍然充满了敌意，也给他们进厂偷矿、偷设备提供了心安理得的理由。

在各方的压力下，老厂终于在去年彻底关停，这个曾经为国家航天、国防工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工厂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几千工人被迫提前退休，村民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一个几万人的城镇突然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开始日渐萧条，和其他所有矿区一样“因矿而生、因矿而死”。

厂虽然停了，但污染并未消除，工人们可以搬去省城、市区养老，但土壤中几十年积累的重金属将继续伴随村民的生活，村民唯一能指望的是漫长的生态修复计划。

插图：希丹

社区关系问题不光存在于老厂，在新建冶炼厂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随着国家对卫生防护距离政策的重视，工厂周边防护距离内的居民搬迁成为强制要求。周边村民似乎早有预见，纷纷加盖板房、棚屋以求多获赔偿。对企业而言这是一笔不愿意却不得不付的巨额支出，周边的老百姓则乐于把工厂看做送到嘴边的大肥肉，虽然等待他们的将是野蛮的强拆和一笔或许不那么丰厚的补偿款。很难相信这些“被上楼“的村民将和从天而降的工厂和谐相处，拆迁和污染补偿很可能成为新的堵门事件的导火索。

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与企业违法成本

舆论普遍认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跟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相比是弱势部门，因此一直有为它们扩权的呼声。

但在企业看来，随着国家对环保的日渐重视，环保部门的底气越来越足，如今已经成为了最强势的部门：建设项目的程序，环保方面最复杂，日常生产管理环保局管得最严，公司的上市融资也得环保部首先说了算。

每逢环保部、各级环保局来检查，上上下下都极为紧张，无论哪个级别都以最高规格接待。如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有加不完的班，一改再改的汇报材料，生怕哪里的一个疏忽捅出大篓子。因为要时常接待，我所在部门的经费也就时常说不清道不明了，但环保局可不像其他政府部门那样吃吃喝喝就能应付，曾经一位局长就说过：“饭要吃你们的，但事情还得按政策来办。”

经常有讨论认为现行的环保法律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太轻了，最多不过20万，对企业不过是九牛一毛。其实，环保执法对企业威慑力最大的不是罚款，而是一些行政限制，如不予通过环评、不予通过试生产、不予通过上市或再融资环保核查，挂牌督办等，招招都足以致命。紫金矿业污染事故、曲靖铬渣污染事故相关责任人接受刑事处罚的事实也给企业敲响了警钟。我工作期间，因为老厂的拖累，环保部没有通过公司的再融资环保核查，这让公司一度资金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公司承诺了老厂的彻底关停，由此每年减少数亿元的收入。

其实环保局手里握满了针对企业的杀手锏，只是很多时候他们不大舍得用而已。

再有，多一次行政许可，就多了一次权利寻租的机会，无限的权利带来的是无限的腐败。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在扩权的同时如何解决伴生的腐败问题，不好评论。

一些政策、技术问题的探讨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舆论一直有对现行环评制度的批评，也有彻底否定环评的呼声。但以我的体会，虽然现行环评制度很糟糕，但没有环评将会更糟糕。我所参与的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虽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没有充分论证、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等，但在工程实际建设期间，环保设施的数量、规格、等级要求无不对照环评报告来一一落实，如何达到环评报告里的一些高规格要求，常成为我工作的一大麻烦。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工程不严格对照环评要求建设，等到竣工环保验收时将会有诸多麻烦。虽然环评制度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确对工程配套的环保设施建设有很强的约束作用。

虽然现有的环评制度不能阻止一些项目的上马，但对弥补它们的环境影响还是有关键作用。对一些“非上不可”的项目，推动其在环评报告中落实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或许更有现实意义。

总量指标

污染物总量控制是国家环保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总量数据也是各地衡量环保工作进展效果的重要标志。但根据我的实际经验，由于基层环境监测数据的不准确，总量统计数值显得极不可靠。

在我这里，环保监测部门来监测时采用降低工况等手段来骗取数据达标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使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也有造假的可能。并且，排污总量统计的仅是企业申报的部分排污口而已，其他排污口往往不受监管，不在监测范围。排污数据统计越到上层越成为文件上的“空对空”。

相信我所了解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因此，不得不对国家层面的总量数据产生怀疑，要么只是数字游戏，要么只能提供大方向的参考罢了。

废水零排放

废水零排放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提及，或许是由于企业为了环评的尽快通过，或许是环保局为了彰显“先进”。以我看，零排放的概念危害巨大。

在很多企业，至少在我这里，虽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废水处理与回用系统，但在理论上基本不可能做到零排放。废水零排放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内部水循环体系，处理后的污水能返回生产流程继续使用。现有的污水处理工艺只能针对性地除去一些特征污染物，不可能出去一切杂质。一些污水处理设施不能除去的非污染物质如钠、钾等碱金属以及氯离子等，随着水循环的不断进行将不断富集，如浓度过高，会给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必须对这些物质有一个“开路”，也就是——外排。

明明企业做不到零排放，但又没有排污口，补充申请排污口在行政程序上又几乎不可行，怎么办呢？往地下水和小山沟里偷排成了最好的选择。云南某地的工业园区既是如此，整个园区没有几家企业有正规的排污口，于是园区下游的某水库就出现了水质恶化，这一直是当地的秘密。

与其爱大喜功，吹嘘不受监管的零排放，不如实事求是地进行规范化的排污口管理。

插图：希丹

企业与NGO的关系

如今关注工业污染的NGO不能说不多，但可能因为身处西南边陲的原因，我从未感受过环保组织对自己工作的监督压力，直到NGO介入同在云南的陆良化工铬渣污染事故后，才有了点“心虚”的感觉。

在整个公司层面，同NGO的交流还是空白，不知道经过此次事件后高层会不会得到些许启示，把和NGO的关系处理纳入工作范畴。